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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计算机技术在1955年至1984年间中国的发展轨迹，并非纯粹服务于国防需求的技术民族主义实践，而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政治与技术路线斗争。这场斗争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进步应仅仅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必须同时服务于生产关系的改造与社会主义主体的塑造。

　　普遍存在的“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立论”观点，将技术发展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洽的、源于科学自身逻辑的过程，社会只能被动接受其冲击。这种观念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形成，其目的是将技术专家塑造为历史进步的核心力量，从而掩盖了技术发展背后复杂的社会与政治过程。这种现象导致公众对技术采取一种消极态度，即“黑箱效应”，技术产品坚硬的外壳隐藏了其内部存在的社会选择与冲突。

　　技术政治的视野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它考察技术的发展如何反映了具体历史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斗争。技术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存在，特定的技术形式一经发明和应用，其物质性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构造，会反身参与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之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技术的发展凝结了物质化的“社会意图”。

　　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e）率先将技术的“非中立性”引入传播学。他通过对时代中国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问题，系统阐述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资本主义的技术路线服务于个人化、商品化的消费关系，而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另类技术文化路线，否则就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因此，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计算机在1955-1984年的中国是如何被想象、设计、规划和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技术政治斗争如何展开？这些斗争如何中介了社会主义中国生产与劳动关系的变迁？

　　20世纪的冷战并非简单的霸权争夺，而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中国的革命与发展道路，其核心是试图冲破“殖民式现代性”的格局限制，坚持国家主权，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现代电子计算机工业本身即是“二战-冷战”的产物，中国的计算机工业起步也源于此，最初的技术来自苏联的援助与转让。

　　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是面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和中苏关系恶化而采取的国防备战计划。这一规模空前的工业迁移，极大促进了中国内陆省份以军工为核心的电子工业体系的建立。三线建设的实践过程又是“革命化”的，它融合了去中心化、消除三大差别等毛式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人民战争”动员经验在国家建设中的延续。

　　的进程深受冷战格局的影响。外部的战争威胁使得“阶级斗争”的议程有时不得不让位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备战需求。然而，文革所内含的“革命现代性”的激进意识形态，其“赶英超美”的诉求，反过来也助推了军事电子工业的跃进式发展。“两弹一星”、超级计算机等尖端科技成就恰恰出现在文革时期。

　　70年代的外交转向，是在“依靠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下开启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一转导致国家建设重点从军事重工业和三线地区向民用轻工业和沿海转移，也使电子工业的发展重点从大型机转向微型机，从自主研发转向进口组装。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是试图同时超越“殖民现代性”、“斯大林主义”官僚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逻辑的“双重另类”道路。

　　西方计算机的工程和数学原型可追溯至19世纪。查尔斯·巴贝奇的“分析机”内在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分工、自动化和劳动过程控制的需求之中；赫尔曼·霍尔瑞斯的“穿孔卡片制表机”则服务于现代国家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数据化管理的“社会控制”需求，其成立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为IBM。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并非诞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需求，而是直接源于建国后面临冷战格局时的国防工业需求。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中国计算机工业的起点。计算机技术被列为必须“集中力量、最优先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之一，其根本目的是为“两弹一星”等尖端武器的研发提供必需的计算能力。

　　《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指导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中国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103机和104机）于1958至1959年间，在的群众运动氛围中，通过仿制苏联计算机而诞生。104机在第一颗的研制中承担了大量的科学计算任务。

　　面对党内争论，以为代表的战略武器部门提出了“第四条道路”的论述，即优先发展尖端国防技术（如计算机），能形成技术基础，其成果最终能够“衍生”并惠及民用工业部门。这些尖端科研项目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组织风格，其特征包括在高度集中规划下的权力下放、跨部门的水平式协作、以及基于供给制和革命目标的政治动员。这种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协作模式，与后来被奉为圭臬的、以个人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硅谷模式”存在本质区别。

　　毛主义强调主观能动性，认为如果革命所需的物质先决条件不存在，就一定要通过人的意志和政治行动去主动创造。其理论基础是“技术+政治”的辩证法——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政治）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技术）。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陈伯达于1963至1965年间提出了“以电子工业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思想。他系统论证了电子技术作为“通用性”技术，是迅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陈伯达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技术发展的“两种相反的社会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是技术服务于少数专家和资本家，导致对劳动者的技术奴役；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依靠“群众路线”和“三结合”（领导、专家、群众），使劳动者驾驭技术，并在技术革新中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这一论述为文革中的群众技术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武器。文革中的电子（1968-1971）见证了“全民大办”、“破除电子工业神秘论”等口号的实践。从1968年到1971年，地方电子工业产值从8.25亿增长到40亿元，增长近6倍；工厂数量达到5200个，其中超过一半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上海模式”是这场“人民计算机运动”的典范。其核心特征是技术革新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塑造相统一。大庆油田的工程师与工人开展“互教互学”，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掌握了计算机编程。上海羊毛衫行业的纺织女工通过短期培训，掌握了基本的电子技术，被称为“赤脚电工”，她们成功地对老旧的手摇织机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上海长江把手厂，一个工人多为家庭妇女的街道小厂，通过与研究所和大学“三结合”，成功制造出集成电路通用电子计算机。

　　这些实践试图扭转资本主义历史中“概念”与“执行”相分离、技术不断异化为控制劳动者工具的趋势。中国的技术实践大多分布在在科学计算和自动化控制领域，而对数据处理的应用则相对滞后。这反映了毛主义以政治动员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与西方那种以数据化管理为基础的技术官僚治国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

　　80年代中国技术政治的转型，必须置于全球“信息社会”话语兴起的背景下理解。这些观念并非客观的科学预测，而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政治经济议程的、新自由主义的技术政治话语。

　　二战后，冷战的爆发成为了美国未来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催化剂。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宣称掌握了历史未来的阵营相抗衡，美国开始将“未来研究”系统化、科学化。兰德公司等智库发展出使不确定的未来变得可计算、可控制的方法论，服务于国家的军事与政治决策。

　　7---70年代，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利用计算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全球模拟，得出了“零增长”的悲观结论，对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了挑战。为了反击这种悲观论调，并为陷入滞胀危机的资本主义寻找出路，一种新的技术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成为这套新意识形态最成功的通俗化文本。托夫勒巧妙地挪用了反文化运动中“去中心化”、“个性化”等话语，宣称计算机、电子学等新技术将自动带来一个美好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在这个叙事中，旧的工业时代的矛盾——如阶级对立、科层制——将被新技术自然消解。

　　这种“信息主义”与80年代兴起的美国政治保守派（如里根）一拍即合，它为“反税收、反福利、反工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供了“光明未来”的意识形态包装。

　　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路线与新自由主义信息政治展开了交锋。文革结束后，随着群众运动的退潮，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战略科学家试图抓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语转向，大力倡导“科学决策方法论”。他们试图建立一套基于系统科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服务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观“大战略”研究，其目标是用一个“看得见的手”（科学规划）来管理国家。这一努力在1981年启动的“中国2000年”研究项目中达到高潮。

　　然而，1981年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被大规模译介到中国，在知识界和决策层中引发了巨大的“技术震惊”。1983年，国务院召集高级别座谈会，专门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对策。钱学森等人对这股热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地驳斥了“信息社会”论，指出其本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唯心主义。然而，在由改革派经济学家和媒体精英主导的舆论场中，这种批判声音被边缘化。

　　在实践层面，IBM等美国公司重返中国。1980年，中美合资的《计算机世界》报创刊。由于进口微型计算机在性能和价格上远超当时处于手工生产阶段的国产机，国内企业发现直接进口或组装倒卖比自主研发更有利可图。自1982年起，全国计算机行业出现了“大家倒”的热潮。1983年至1985年，全国微机装机量从不足3万台飙升至超过13万台，其中进口微机所占比重从不足10%猛增至超过50%。

　　随着大量用于数据处理的微型计算机进入工厂，其对劳动过程的改造也提上议程。例如，南通第二棉纺厂1982年引进了一套国产微机监测系统，用于实时监控每台织布机的运行效率，被工人称为“电子包公”。然而，这套系统很快被闲置。闲置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工人不愿接受这种旨在加强劳动强度的监视，采取了消极抵抗；另一方面，习惯了社会主义管理方式的领导干部，也缺乏运用数据来进行“科学管理”的意愿和能力。

　　1984年成为“漫长的电子革命”终结的标志性年份。南巡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并指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诞生，模仿硅谷的创业模式；苹果公司发布了著名的“1984”广告，将个人电脑塑造为反抗集权“老大哥”的自由象征。这些事件共同宣告了毛时代那种以阶级政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技术路线的终结，一个由新自由主义信息政治主导的新时代开始了。

　　革命时期的中国“内生”出了一段长达三十年（1955-1984）的、自主的电子与计算机工业史。这一历史揭示了计算机技术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对应三套社会主义的“反题”与三种另类的技术政治论述：

　　时期 计算机大多数都用在科学计算，服务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旨在摆脱依附、实现主权独立的国家战略。

　　文革时期 计算机大多数都用在自动化控制，服务于以群众运动和“赤脚电工”为代表的、旨在改造生产关系、实现技术民主的“行动主义乌托邦”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 计算机开始应用于数据处理，服务于以钱学森等人为代表的、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宏观计划与系统预测的“建制未来学”构想。

　　这三种另类实践随着“革命”维度的退潮而旁落，最后导致中国被整合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计算机作为一种兼具文化符号与技术工具属性的双重物件，在70年代末的转型期，成为了为新自由主义开路的“说客机器”。它不仅在物质层面（作为商品）和技术层面（作为劳动控制工具）渗透进来，更在意识形态层面（作为“信息社会”的象征）游说了中国生产关系和劳动政治的转型。革命时期的技术政治实践，其核心是试图扭转资本主义历史中劳动普遍“去技能化”（deskilled）的趋势，转而探索一种通过技术革新让劳动者“再技能化”（enskilled）、实现劳动主体解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