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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博士生，给他一台X射线晶体衍射仪，等上几个月，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得到答案。如果运气不好，可能要等几年，甚至永远等不到。蛋白质是生命的基本组件，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理解蛋白质结构，是理解疾病、设计药物的关键。人类花了50年，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测量，积累了19万个蛋白质结构。

　　2024年，这一个数字变成了：2亿个。因为有了一个叫AlphaFold的AI模型。

　　里：Google 的 GNoME，用 17 天预测了 220 万个新晶体结构。人类此前已知的稳定材料大约是 4.8 万个，一次性增加了 10 倍以上。

　　里：2024 年，AlphaProof 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银牌；2025 年，Gemini Deep Think 拿到金牌。培养一名人类 IMO 金牌选手，需要十几年的心血，还要依赖万里挑一的天赋。而现在，Google 按下回车就能“批量生产”出无数个金牌水平的 AI。

　　当一个博士生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AI 3天就能做完，博士意味着什么？当知识可以被AI瞬间调用，教育意味着什么？当生产力提升不是10%、50%，而是10倍、100倍，工作本身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根本法则，注定了人类的宿命：无尽的生存压力。因为智能稀缺，所以没办法高效地改造世界，绝大多数人必须终日劳作，才能活下去。

　　这两者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长达万年的循环：智能稀缺 → 突破依赖罕见天才 → 生产力提升缓慢 → 生存压力巨大 → 无暇思考 → 智能稀缺

　　但历史也揭示了暗藏的转机：每一次生产力跃迁，虽然缓慢，但都成功解放了一部分人，培育出更多的智能资源，推动文明螺旋上升。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试错，人类洞察了植物生长的规律，创造出一个系统（农业），代替我们去进行能量的日常捕获。

　　考古证据显示，智人花了9万年，才有少数部落偶然发现种植的秘密。这本身就体现了智能的极度稀缺。

　　而当这场革命终于到来时，它的传播（即“胜利的分享”）又撞上了同一堵墙：这个系统（知识）的传播媒介，是最低效的口口相传。每一个部落都一定要通过言传身教、代代摸索来掌握这套复杂的技能。知识在传播中极易失真和遗忘。因此，这场革命耗费了整整3000年才走遍全球。

　　然而这场认知飞跃的成果是惊人的：农业时代，1平方公里土地可养活的人口，比狩猎采集时代提升了上千倍，全球人口在一万年间增长了60倍。

　　蒸汽的力量，公元1世纪就被发现了——古希腊的汽转球。但从玩具到动力机器，人类花了整整1700年，才等来纽科门、瓦特这样万里挑一的工程天才。

　　凭借这少数天才的大脑，人类洞察了热力学和机械原理，终于掌握了这种能放大自身意图的“钢铁肌肉”。

　　相比农业的三千年，这次的普及大大加速，得益于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印刷术的普及。知识第一次可以被固化在书籍和图纸上，进行大规模、低失真度的复制。变革不再完全依赖于师傅带徒弟。

　　但即使有了图纸，也需要大量能读懂图纸、能操作复杂机器、能管理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而这种新型智能的培养周期依然长达数十年。因此，这场革命的全球化被拉长到了超过100年。

　　其结果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爆炸：工业革命后，1800-190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也许你觉得100年增加一倍并不快，但要知道从公元0年到公元1800年，1800年间，全球的GDP只增加了40%。

　　1870年代，Edison发明了电力系统，Tesla推动了交流电。电力可以瞬间传输，通过电网覆盖城市和工厂。能量第一次可以高效传输和转换。它如“神经系统”般连接了整个经济，装配线成为可能，标准化和大规模制造爆发。经济增长率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又提升了2-3倍，开启了“生产力黄金时代”。

　　相比工业革命的百年扩散，这次跃迁再次加速，得益于更高效的媒介：大众教育体系和电报。知识的传播被系统化、标准化；而电报让跨越国家的协调与管理成为可能。

　　运营这个庞大的“神经系统”，不仅需要铺设天量的电网，更需要一个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的专家群体。从电网规划到工厂电气化改造，每一个环节都极度依赖他们。

　　物理基建的建设速度，和专家的培养速度，共同决定了创新的扩散上限。这场革命因此也耗费了约70年才完成扩散。

　　1940年代至今。如果说前三次跃迁都是关于能量，这一次，跃迁的对象是信息和智能本身。

　　计算变得轻而易举。ENIAC、晶体管、个人电脑……将人类智能中基于规则的、可重复的部分外包了出去。

　　信息传播不再受距离限制。互联网让信息可以零成本、即时地复制和传输。一个专家的知识，能够最终靠在线课程触达数百万人。

　　这是上半场最伟大的尝试，也是扩散最快的一次革命。然而，它最终也撞上了那个终极的瓶颈：我们解决了“计算”和“传播”的问题，但没解决“创造”的问题。计算机需要人类编程，互联网需要人类创造内容。我们让思想的产物得以光速传播，却没有增加思想源头的数量。智能稀缺这个幽灵，依然盘踞在文明的核心。

　　审视这幅跨越万年的蓝图,规律清晰可见：每一次变革都更快，但“智能稀缺”这个根本性的约束，从未打破。也因此塑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体系：

　　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就是围绕“智能稀缺”这块地基耗费万年建立起来的大厦。而现在，游戏规则终于变了。人工智能，正在直接挑战这个终极问题。那么，当地基被抽掉时，这座大厦会发生什么？

　　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审视历史的另一面——生产力跃迁带来的，是效率，更是解放。

　　生产力的每一次跃迁，都会产生“生产盈余”；而“生产盈余”，则会将慢慢的变多的人从日复一日的生存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那么，这种“解放”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存在着啥关系？ 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用一万年的时间，回答了四次。

　　与大多数认知相反，农业革命后，人类反而更忙了。考古证据显示：农业时代初期人类平均身高下降10厘米，骨骼疾病增加，劳动强度更高。

　　第一次，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每天为食物奔波。极少数人（部落首领、祭司）得以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解放——这不到1%的人口，拥有了不直接生产食物的奢侈，其心智第一次被解放出来，。

　　他们开始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建立宗教仪式、进行社会管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历法，最早的宗教，都诞生于这被解放的1%。

　　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农业技术逐渐成熟，灌溉系统完善，工具改进，作物驯化。更重要的是，帝国组织形式出现——大规模的协作让生产效率逐步提升，食物盈余已能支撑远超1%的人口从直接生产中解放。

　　以雅典为例：40万人口中，12万奴隶承担了大部分体力劳动，农业剩余足以养活数万成年男性公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能有了10%的人口，第一次拥有了充足的时间。不是偶尔的片刻，而可以终身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所有现代哲学、伦理、宗教的源头。

　　人类第一次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去思考意义本身。 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为何需要活。不是如何种出更多粮食，而是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这个时代奠定了此后2000年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哲学、伦理学、经典宗教、艺术的经典形态。

　　工业革命改变了游戏规则。蒸汽机和电力的力量，让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超越了此前所有时代的总和。人类支配的能量，从人力、畜力飞跃到了化石能源。

　　这一次，创造盈余的主力不再是只是人，还有机器。生产力的急速发展，让30-40%的人口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岗位。不只有贵族和僧侣，还包括庞大的中产阶级- 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公务员、律师、记者、艺术家。他们不直接生产粮食或商品，但构建和维护着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转。

　　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复杂社会，这些被解放的头脑开始着手设计和构建支撑现代世界运转的庞大体系：

　　文明跃升：从意义到体系。轴心时代的哲学家追问个人存在的意义，工业时代的精英则用理性的力量，系统性地构建和组织整个外部世界。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把肌肉外包给机器，那么信息革命，就是开始把一部分大脑外包给机器——至少是那部分可以被清晰写成规则的脑力。

　　计算变得廉价而无处不在，信息的存储、检索、传输和处理被大规模自动化。结果不是一点点的提效，而是又出现了生产力的跃迁：在发达国家，高达 50–60% 的工作者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岗位。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效率提升，悄悄带来了另一个历史性拐点——对大多数人而言，一生中用于休闲的时间，第一次超过了用于工作的时间。

　　解放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知识工作者构建了一个与物理世界平行的“数字体系”：连接一切的数字通信网络，覆盖全球的运算基础设施，以及吞噬了半个世界的软件系统。

　　而在被释放开来的业余时间里，人们开始大规模转向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追求。起初是对流行文化的被动消费，很快就演变成一种更具颠覆性的形态：大众创造力的觉醒——

　　这场看似属于“娱乐”“兴趣”的文化爆发，反过来重塑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和价值观。

　　如果说工业时代是少数精英构建体系，大众被动消费体系，那么信息时代则变成了：

　　而正是这一个数字基座：它沉淀下来的海量数据，它所催生的算法范式和算力基础，构成了下一场革命人工智能得以爆发的全部前提。

　　上半场的终局，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个即将被打破的万年循环，一个智能不再稀缺、人类将从生存性劳动中获得巨大解放的黎明。这听起来无比光明，仿佛人类即将从漫长的苦役中毕业，进入一个充满创造与意义的黄金时代。

　　但历史的B面，总是写着另一段截然不同的旋律。每一次伟大的解放，都伴随着一次痛苦的撕裂。要理解下半场真正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将目光从解放的光辉，投向它身后那个巨大而冷酷的阴影。

　　1811年，英国诺丁汉，当纺织工人冲进工厂、砸毁自动织布机时，他们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全世界。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他的身份、尊严、在社区中的地位，全都织在那双手里。那是十几年学徒生涯换来的技艺，是父子相传的骄傲。他的价值，就是他无可替代的手艺。

　　它把这份延续百年的价值，一夜之间碾得粉碎。他不再是“技艺精湛的工匠”，而是“看管机器的零件”，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被更廉价的妇女或儿童替代。这不仅是失业，而是身份的死亡。随之而来的，是贫民窟、是 6 岁孩童在矿井里劳作 14 小时的黑暗，是整整一代人成为“进步”的代价。

　　这并非一段偶然的插曲，而是一条贯穿所有生产力跃迁的铁律：每一次看似伟大的转型，几乎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失序、博弈与重构。

　　第一阶段，是“失序”。旧的秩序（“我的手艺很有价值”）在一夜之间崩塌，但新的秩序（“作为一名‘工人’也很有尊严”）还远未建立。这是最痛苦的时期，充满了迷茫、愤怒和生存危机。工业革命初期的50年，就是这样一个“失序期”，城市里充斥着绝望和动荡。

　　第二阶段，是“博弈”。在废墟之上，不同的社会力量为了定义新的规则而展开激烈斗争。工人们组织工会、发动罢工；资本家则推动立法、雇佣警察。整个社会在撕裂中，争夺着未来的书写权。这是最混乱的时期，充满了冲突和不确定性。

　　第三阶段，才是“重构”。经过漫长而血腥的博弈，新的社会共识才缓慢形成。8小时工作制、周末、劳动法、公共教育、现代医疗……这些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是无数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中，一点一滴争取来的。最终，社会用“工作=价值=身份”的新伦理，勉强缝合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伤口。

　　从失序到重构，英国花了整整100年。一代人的牺牲，换来了后几代人的稳定。

　　这一次，我们同样站在“失序”的悬崖边缘。但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AI带来的这场转型，在三个维度上，将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是速度。工业革命的阵痛延绵一个世纪，而AI的革命，核心冲击可能会被压缩在短短的10到20年。历史仿佛按下了10倍速的快进键，过去一个世纪才展开的社会撕裂和重构，现在可能集中在一代人的生命里完成，我们没太多“慢慢适应”的空间。

　　其次，是范围。过去的工业革命，哪怕在最剧烈的时候，真正被撕开的，主要还是制造业和部分工种。而这一次，AI 冲击的对象，不再是经济版图的一角，而是整张地图：几乎所有行业、所有工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影响，差别只在于先后和深浅。

　　第三，是演化方式。过去的技术是“发明一次 → 缓慢普及”，而这一次，AI 自己也在参与设计更强的 AI。我们一边努力适应它，一边被迫追赶它的自我进化速度。

　　一个世纪的社会阵痛，被压缩进十几年。从少数行业的局部变革，升级为几乎全领域的系统性重构。而技术本身，也第一次以“自我加速”的方式，推动这场重构向前狂奔。

　　如果认为能从上半场的“生存叙事”，顺滑、无痛地切换到下半场的“意义叙事”，那大概率是对历史的误读。在真正的黎明到来之前，往往要穿过一段最深的黑暗。

　　如果说未来十年是一场风暴，那它并不是毫无方向的乱流。 站在风眼里往外看，会发现有三股持续拉扯的力量——它们不是短期事件，而是三组绕不过去的结构性问题：

　　这三件事，分别对应下半场的权力结构、分配结构和价值结构。它们会在很久里，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人工智能不是一把普通的工具，而是一套可以自我学习、自我升级的智能基础设施。它更像电网、像互联网协议：谁掌握它，谁就对整个社会的算力、信息和决策过程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一，科技巨头。少数几家大公司，握有训练顶级模型所需的算力、数据和工程体系。他们有能力把系统做得极其强大、高效，也有足够的动机把它做得尽量封闭——变成新的“数字铁路”“数字石油”。历史一次次提醒我们：当关键基础设施被高度私有化，其他人往往会变成付费打通路权的“租客”。

　　第二，开源与公共技术社区。大量研究者和开发者在开源社区里不断释放模型、代码和工具，希望把智能变成一种开放的基础设施： 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修改、复用，而不是被锁在少数黑箱里。这种路径未必完美，却明显降低了被垄断和滥用的风险，也释放了更广泛的创新空间。

　　第三，各国政府与公共部门。传统国家机器正在从旧的地理政治学逻辑中醒来，意识到这里多了一块新的“主权版图”。一方面，监管者希望避免 AI 带来的安全、伦理风险失控；另一方面，各国又在投入巨资建设“主权 AI”，避免在新一轮技术周期中，完全被跨国平台锁死在“数字殖民地”的角色上。

　　这三股力量之间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但大方向清晰：未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套智能基础设施是：被少数主体紧紧握在手中，还是逐步被当作一种普惠、可监管、可被社会制衡的公共基础设施来建设。

　　当 AI 以极高效率创造出巨量财富时，我们在上半场习惯使用的那套分配逻辑，正在失效。过去两百年，主流规则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按劳分配——你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来自你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和贡献。

　　但如果有一天，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物质产出，只需要少量人类 + 大量机器就能完成，那么：

　　它们像是一批不同设计的“救生艇”，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劳动不再是分配的唯一依据，我们要用怎样的新规则来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感和稳定性？

　　如果什么都不做，事情大概率会沿着一条惯性最强的路滑下去：财富会沿着资本和技术所有权的旧轨道，更快地集中到少数拥有“智能资本”的主体手里。这可能不只是贫富差距拉大，而是一种新的分层结构：一端是掌握 AI + 资本的极小群体，另一端是大量在经济上被动、在结构上可替代的“冗余人口”。

　　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用了一个世纪，通过罢工、立法、思想运动和制度创新，慢慢缝合出一份新契约：劳动法、公共教育、社保体系……都是那个世纪争论和折腾的沉淀。

　　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劳动与价值逐渐脱钩”后的全新分配问题**，但没有再来一个一百年的时间。

　　第三个问题看起来最“软”，实际上同样是结构性的。它关心的不是某个人一时的迷茫，而是：整套社会默认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有用”。

　　“新教伦理”和“现代工作观”早已渗入教育、媒体和日常语言：不工作，几乎天然和“失败、懒惰、没出息”绑在一起。即便在物质上已经不那么匮乏，这种深层预设依然会制造出强烈的存在焦虑。

　　当社会在技术上有能力让相当一部分人不用像过去那样，以“谋生”为中心来安排一生时，当低效的人类手动工作，在大部分领域必然被高效的自动化所替代。

　　在传统经济学的视角里，这些活动“对 GDP 贡献有限”，但在下半场的视角里，它们像是新的价值结构的样本，价值更多地来自内在动机和关系网络——

　　这一层的走向，将决定：被 AI 解放出来的大量时间和心智资源，主要会沉入由算法推荐和奶头乐产品构成的“富足的空虚”，还是有机会缓慢累积成一场分散但广泛的“新文艺复兴”，一种以创造、学习、协作和关怀为主轴的价值结构。

　　我们正在同时走过这三道关口。每一个制度调整、技术选择和文化叙事的变化，都会在这三重博弈中留下痕迹。

　　如果把人类文明当成一部很长的戏，上半场大概能概括成一句话：尽可能让更多人活下去。

　　农业、工业、电气、信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一点点抬高“能活下去的人数”和“能活得多体面”的底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发明了国家、公司、市场、学校，也发明了“职业”“工作日”“上班下班”这些日常词汇。

　　而现在，下半场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在可以活下去之后，人还想怎样活？

　　这些情绪没统一答案，也不需要被迅速下结论。 它们只是提醒我们：下半场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慢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很快用几条政策、几个口号解决的快问题。

　　也许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一段时期，会觉得它有点像轴心时代、有点像工业革命初期，又都不完全一样：那时的人类，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明了“公民”“工人”“中产阶级”，也发明了“周末”“假期”“退休”。

　　这些词现在还不存在，或者只是零零散散地出现在某些角落。它们需要一些时间，需要冲突，也需要普通人一点一滴的尝试，才会慢慢长成真正的语言和制度。

　　所以，与其说这篇文章给出了什么答案，不如说它只是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一边，是智能稀缺、以生存为中心的上半场，另一边，是智能开始泛滥、不得不面对意义问题的下半场。

　　我们刚好站在这条线附近。这既不是荣誉，也不是负担，只是一种事实。每个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人会积极拥抱变化，有人会选择尽量维持稳定，有人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

　　历史不太在意我们的态度，但会诚实记录我们的行为。至于这些行为最后拼成怎样的下半场，这一代人恐怕是看不全的。

　　大部分人能做的，大概只是：尽量意识到正在发生啥，然后在各自有限的位置上，安静地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愿意默默偏向哪一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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